1．本课题的研究目的及意义

1.1.研究目的

称呼是指人们在日常交往应酬中，所采用的彼此之间的称谓语。在人际交往中选择适当、正确的称呼，反映着自身的教养、对对方尊敬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可以从中看出双方关系发展所达到的程度。

以此为出发点，本文通过对比中日称呼语来研究这一涉及到中日不同社会心理的现象，即作为日语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内”“外”认识。从家庭制度、家庭观念、集团构成方式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考察中日两国在称呼上产生差异的原因，从而分析深层次的两国思想中对“内”“外”认识的异同。

1.2.研究意义

称呼语分为亲属称呼和社会称呼，可以说只要与人打交道就必然涉及到称呼，正确、合适的称呼不仅显出个人的教养、礼貌，称呼语的微妙变换也可以看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对比研究中日称呼的异同，不仅对今后在职场日语、生活日语中的应用都有很大帮助，通过深层次的挖掘产生这种差异的历史人文因素和社会因素，更能加深对中日国民对“内”“外”认识的异同的认知，从称呼语方面来研究中日两国的国民性，从而对今后中日交流避免文化冲突有积极作用。

2．已了解的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

称呼语分为亲属称呼和社会称呼，分别是以说话人为出发点，在家族与社会中对与之相关系的人的称呼。繁杂的称呼语体系称引起了广大国内外学者的兴趣，历来多有研究公诸于世。

关于称呼语和称谓语之间的关系中说纷纭其中大概可以分为三种：1、认为称呼语就是称谓语，使人们用来表示被称呼者的身份、地位、职业等的名称。《辞源》、《汉语大字典》都是以“称呼”解释“称谓”。孙伟张先生指出：“称谓就是称呼，就是人们在交际中怎样称呼别人和自己。”2、称谓语包括称呼语，称谓语是人们用来表示彼此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身份、职业等地名称；而程玉虎是称谓语中那部分可以用来当面称呼的名称。3、称谓语与称呼语是两种具有密切关系又存在明显差异的不同词汇现象。曹炜先生认为称谓语着眼的是人们互相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以及人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等，它可以是面称用于——这时候的称谓语同时也是称呼语，它也可以不是面称用语——这时候的称谓语就只是称谓语而不是称呼语。称呼语着眼的是人们当面称呼的言语手段。

为了便于研究，本论文将择第一种观点将二者的区别模糊化，认为称呼即称谓，在此基础上成文。

2.1.国内研究现状

2.1.1.对汉语称呼语（称谓语）的研究

对于称呼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尔雅》，其中就有系统的罗列出一百多种中国古代亲属词汇，不过通过研究可以看出早期的称呼研究中亲属称谓系统很繁杂，并只是单纯的罗列以及简单的解释，而没有深入的研究。

近代之后，对于亲属词汇的研究引起人们的注意，历史学者、民俗学者冯汉骥的《由中国亲属名词上所见之中国古代婚姻制》（1941）、芮逸夫《中国亲属称谓制得演变以及与家族组织的相关性》（1948）等，基本是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角度来研究问题的。之后的研究也越来愈多，而且从各种不同角度对亲属词汇进行研究其中比较被广泛重视的是胡士云的《汉语亲属称谓研究》（2007）书中从纵横两个角度考察了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既描写了亲属称谓的历时演变，又描写了亲属称谓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与方言中的共时面貌，还从宗法制度等传统文化的角度考察了汉语的亲属称谓系统为什么会呈现如此庞杂纷繁的局面。

从文化伦理学方面以下研究比较有借鉴意义：

杨应芹先生的《谈谈汉语称谓》（1989）一文论述了汉语称谓的历史烙印：权利烙印、经济烙印、伦理烙印。

李树新先生《汉语传统称谓语与中国传统文化》（1990）一文谈了汉语传统称谓词与从发制度、伦理道德观念之间的联系。

陈月明先生《现代汉语亲属称谓系统以及文化印记》（1990）一文论述了汉语亲属称谓系统复杂性是和社会、宗族、家庭等租住形式及其活动有关的。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来看，潘之欣、张迈曾先生的《汉语亲属语扩展用法调查》（2001）一文针对亲属语扩展用法这一现象，选取不同职业者，通过问卷调查获取该用法的社会使用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从而发掘该用法所表发的谈话双方的社会关系等。

在国内对亲属称呼的研究如上所诉有很多，但是对于社会称呼的研究可谓少之又少。

20世纪50年代以前汉语社会成为系统较现在简单，在一般社交场合称男性为“先生”，已婚女士为“太太”，未婚年轻女性为“小姐”。新中国成立之后，“同志”这个社会同城流行于大江南北，这主要是由当时政治决定的。到了60年代因为文革的原因，同志一词渐渐被人们谨慎使用。直到改革开放，人们思想空前活跃，社会交际更加频繁，社会称呼也出现了三个显著的多元化表现：1、先生、太太、小姐、女士重新启用。2、职务职业称谓广泛使用。一般用于称呼社会地位较高的职业如：经理、董事长、省长、市长等或由特殊专业特长的职业如：医生、老师、工程师等。3、地区性称谓和行业称谓兴起。如：上海的“朋友”、广州的“大佬、老兄”、北京的“大哥、哥们儿”等。

在能力范围内找到的论文中李淼的《社会称呼语的汉日对比》（2006）主要从社会称呼方面对比中日社会称呼的使用以及两种体系中社会称呼语的不同语用功能进行比较分析，比较有借鉴意义。

2.1.2.对日语称呼语（称谓语）的研究

近代的日语称呼语研究在亲属称呼方面大多都借鉴日本学者铃木孝夫的观点即：亲属称呼中是以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为称呼原点进行称呼。如：王连娣的《日语中的亲属称呼现象》（2008）、徐家驹《日语中家庭成员称呼的规则和应用》（2005）等。

其中徐家驹《日语中家庭成员称呼的规则和应用》（2005）将家庭成员的称呼分为对家庭内部成员的对内称呼和针对他人提到自己的家庭成员时对外称呼，提出了对内称呼的使用由说话人的上下关系决定，对外称呼的使用则按内外有别的规定决定。

秦国和《从第一、二人称代名词的使用看日语的称呼系统》（2005）从日语的第一、二人称代名词日常的语用习惯反映了其使用规律，也反映出日本人对于人际关系的观念、心理特点以及日语所具有的社会属性。

2.1.3.对“内”“外”意识的研究

对于日语学习者来说经常会提到内外意识，而这种意识体现在日语的方方面面，如：从语言学方面看日语中的授受动词、敬语体系、指示代词等，文化方面的集团意识等方面，所以国内对日本的“内外意识”从各方面大多有研究。比如：

徐香君《从日语授受动词的方向性看日本人的内外意识》（2011）从日语授受动词的物移方向的角度来探讨日本人的内外意识，以更加准确把握日语授受动词在语言交流中的运用。

芦立军《日语指示代词所体现的“内外意识”——以代名词为中心》（2010）从指示代词方面解剖日本人的内外意识。

潘艳芬《日本人的内外意识及其语言文化特征》（2008）从课堂教学中学生的疑问入手，对日本人的内外意识及其文化特征及其此种意识产生的根源进行了考察分析。指出了一下三个方面：日本的岛国文化、水稻耕作文化、狭小的生活空间与众多的人口是主要的产生原因。

2.2.国外研究现状

日语中对亲属称呼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只停留在研究亲属称呼的构成方面，进入70年代随着国外社会语言学的盛行，对于称呼的研究才引起学者专家的重视，真正的研究可以说是从铃木孝夫（1973）开始的，到了80年代，米田正人氏在「夫婦の呼び方」从语言学角度论述了亲属称呼的相关研究。从80年代末开始，国广哲弥（1990）、渡边友坐（1989）等位代表的学者的研究相继发表。

著名的语言学家铃木孝夫是最早提出“日语中亲属称呼的使用遵从以家庭成员中最小的孩子为中心的称呼原则”并以此扩展研究亲属称呼词汇，将称呼分为自称和对称提出了四个使用规则。

国广哲弥在论文「私の呼称論――呼称の諸問題」中将称呼解释为“直接称呼对方，或者提及某人时的叫法”。而且利用称呼以及亲属称呼的虚构用法从敬语性、称呼语的离散型以及人际关系的连续性三个角度来阐述的。

就笔者所能查到的文献来看，除了上述铃木孝夫的英日对比以及柴田武的日语与土耳其语对比的研究比较多，日本人在亲属词汇方面的中日对比研究只有神田千冬氏的「『紅楼夢』における親族呼称と身分呼称についての研究」（1987）

综上所述，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称呼的研究日趋完善，尤其是中国的亲属称呼方面本来就很复杂，单看庞大的亲属称谓就足以知道这其中的复杂程度，学者专家大多从人类学、民族学、宗法制度等各方面深入研究，成果相当丰硕，相比较而言日本社会中亲属称呼虽然不如中国称呼语这么详尽、复杂，但是通过对中日称呼语的学习，笔者认为从中可以看出两国深层的意识层面的不同，即在称呼对方的时候都有一种“内外意识”，这就表现在称呼的选择上。本文将从家庭制度、观念、集团构成方式以及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着手，就产生这种差异的深层原因加以研究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