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本课题的目的及研究意义

（1）本课题研究的核心命题：

本课题以日本的单方育儿为研究对象，探究这一社会问题背后的成因，现状，以及日本社会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提出的团队育儿方式。同时，对比中国社会的情况，探讨值得互相借鉴和学习的地方，谋求解决共同课题的出路。

（2）研究目的：

单方育儿是近年在日本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从2015年开始，单方育儿作为一个全新的词组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的探讨，反映了包括男女平等、家庭关系、企业文化等深层次的社会问题。分析日本单方育儿的社会背景和成因，参考日本的团队育儿方式，对立足中国国情，缓解中国的单方育儿情况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旨在基于中日两国社会文化特有的相似性，对比研究两国的单方育儿现状，从而达到为帮助解决两国共同课题，维系家庭稳定，保证社会长远发展提供借鉴和指导的目的。

（3）研究意义：

研究日本的单方育儿情况，通过对比吸取值得借鉴的地方，弥补本国不足之处，在社会层面对以下都有很好的推动作用：

首先，也是本文最为关心的一点，解决单方育儿问题，可以提高女性就业率以及就业质量，拓宽女性职业发展道路，保障女性通过合法劳动追求平等社会地位的权利。长久以来，承重的育儿负担严重影响着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同时，大量的家庭无偿劳动也得不到社会应有的尊重和保障，单方育儿作为主要原因之一，值得引起社会的关注和重视。

其次，研究单方育儿现状，有助于形成完善的社会援助育儿机制，减轻家庭的育儿压力，促进社会提供多方面多手段的育儿服务，包括本文即将提到的日本的团队式育儿，中国特有的隔代抚养，以及两国都存在一定问题的保育机构和保姆服务。建立安全、配套的育儿服务系统，在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促进社会和谐方面，有着广泛的积极意义。

最后，本研究能够帮助推动建立有效的公共政策，具体来说就是切实可行的产护休假，育儿休假制度，这不仅仅限于男性的陪产假期，在育儿压力最大的0-3岁之间，通过政策干预能够有效地增加男性育儿时间，这有助于减轻母亲育儿压力，促进维护家庭稳定。

2．本课题的国内外的研究现状

（1）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暂时没有日本单方育儿的直接研究，针对中日两国的育儿现状，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单方育儿出现的原因

对于日本的情况，中国的研究著作较少，赵敬在《当代日本女性劳动就业研究》一书中指出，日本女性育儿压力很难减轻的主要原因有：1.缺乏代际支援；2. 保育制度不完善；3. 社会劳动环境和劳动保护政策不利于女性兼顾工作和育儿。另一方面，张明利在其研究中特别强调了少子高龄化的时代背景，这也是日本单方育儿现象出现的一大原因。

对于中国的情况，陈林玉详细分析了传统观念在这一领域的制约：社会传统强调男子的主导地位，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方式以及女性“理应”相夫教子的错误观念对单方育儿的出现负有一定的责任（2017）；

石海娥则认为，相对于妈妈进入育儿模式较快，爸爸需要的时间会更长，甚至很多爸爸认为在孩子还不会表达的时候没有必要进行互动，因此“丧偶式”育儿的形成根源来自内心（2017）。

托育行业现状不容乐观也是另一大原因，特别是针对三岁以下的婴幼儿。一方面供给数量供不应求。根据王晖等人（2018）的研究，2016年上半年国家卫计委在北京、上海、广州、沈阳等10个城市对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情况以及托育服务需求现状进行了调查，35.3%的被调查者家庭或单位附近有接收3岁以下婴幼儿托育机构，但由于机构容量有限，能接纳的婴幼儿数量远低于实际需求，入托难成为普遍现象，入托公立机构的难度极大，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为4.1 %。另一方面供给质量不尽人意，近年来发生在托育机构的多起虐童事件造成了重大的社会影响，公众对于托育机构的信任度下降，舆论迫切呼吁整治托育行业乱象。（李峻鹏等，2018）。而在监管方面，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的支持，这些早教机构或者托班保教水平参差不齐，保育质量难以保证，在管理上也存在着多部门管理、责任交叉、重复管理的现象（胡洪强等，2015）。

第二、单方育儿背后的潜在危机

苑广阔（2018）以江苏省提出立法反对“丧偶式”育儿为契机指出，在家庭教育中父亲角色的长期缺位，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成长；把本应父母共同承担的家庭教育责任全部推到母亲头上，会让很多母亲感到力不从心，心有不满，不利于家庭教育的开展。

单方育儿还会导致母亲陷入兼顾家庭和工作的困境。根据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当很多国家都在努力提高妇女劳动参与率时，中国的相应指标却呈下降趋势，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从1990年的73%下降至2013年的64% ，尽管这种下降是在各种经济、社会和制度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家庭内部分工和重新配置时间的结果(吴要武，2015），但育儿是有碍青年妇女劳动参与的主要原因之一（郑真真，2015）。

若多代同堂家庭中的中老年父母帮助女儿料理家务，会有效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沈可等，2012)，可以缓解女性的单方育儿压力。然而，隔代教养已经发展成了中国特有的中国式教育，在隔代教养的影响下，老人们对心理教育不了解也不重视，都是根据自己的教育经验来对孩子进行教养，通常都是注重养，忽视了教，更加注重孩子的身体健康，没有重视心理健康，对物质的投入重视，忽视了精神方面的投入（刘丹丹，2017）。

第三、中国现有的社会育儿服务机制

首先，尽管隔代教养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作为中国社会的一种惯例和常情，“代际支持”成为在育儿社会公共设施以外的一个重要育儿辅助手段，极大减轻了中国家庭中年轻母亲的育儿压力（包蕾萍、徐安琪，2007）。如老年妇女报告所指出的，约70%的老年女性曾帮助儿子照料幼小的孙子女，40%的老年女性帮助过女儿照料外孙子女(贾云竹，2013);若多代同堂家庭中的中老年父母帮助女儿料理家务，会有效提升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沈可等，2012)。

其次，对比来看，中国的保育设施较为完善，费用相对于日本要低，日托式和全托式幼儿园很普遍，而在日本，托育服务仍处于严重短缺的状态（赵敬，2010）。由于“少子化”的关系，加上职业妇女增多，导致日本合格的保育所逐渐倒闭，有质量保证园所的缺乏使得很多“待机儿童”没有合格园所就读，而0-2岁保育所却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胡洪强，2013）。

（2）国外研究现状：

按照本课题的研究思路，这里主要呈现国外学者对日本单方育儿的综合成因，负面影响和现有公共政策的研究。

第一、单方育儿在日本出现的原因

根据落和惠美子在《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一书中的研究，首先，日本女性都成为主妇，在日本是理所当然的表现，同时这个观念甚至还附加了女性成为主妇是很好的这一价值观（2010）。这在牧野胜子《关于“育儿不安”概念以及其影响因素的再考察》一书中也有提到，现代的养育子女，似乎从社会结构上就容易引起不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父亲的帮助”（1988）。斋藤文雄（1942），正高信男（1999）也在相关著作中提到了父亲与育儿的关联，社会性别分工规范根植于整个日本社会经济社会的企业管理中，追求利益做大化的企业很难为男性提供产护休假，育儿休假等。在2006年，《日本的女性与男性——男女平等统计》中有数据显示，在生育过孩子的夫妇中，休育儿假的女性占七成，而男性则不超过0.4%。

其次，落和惠美子还指出，“孩子的数量也一样，生两三个孩子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出现了这样不错的规范，并且这一规范还异常强烈”，加之日本有教育过热的倾向，这使得日本女性的育儿压力要运大于大都是独生子女家庭的中国女性。同时，根据犬山纸子的研究，还可以发现一个经济方面的原因：日本的公共保育设施不完善，育儿社会化的费用较高，辞职在家专门照看多个孩子的成本往往要低于将孩子送入公共育儿设施的成本，因此，公共育儿设施利用率与育儿劳动的社会外化程度都很低（2017）。

第二、单方育儿对女性自身的影响

首先是难以就业。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劳动力特别调查（2001年）》的统计数据，由于面临着育儿的难题，3岁以下幼儿母亲的劳动力率在小家庭中只有28.3%，实际上，无论多么想外出就业，实际上，有幼儿家庭的母亲很少能出去工作。这在日本总务省统计局历年《就业结构基本调查》中也有所反映。

其次，严重影响就业质量。高桥保在《女性问题入门》一书中提出了日本女性生命周期的“灰色周期”这一概念，是指女性在生育以后不得不离开就业岗位，专心于育儿和做家务，过7年到10年后才能再就业。在这段很长的时间内，女性被封闭在家庭中，之前所受的教育和掌握的知识技能也会退化或者过时（1999）。根据武石惠美子《雇佣体系和女性的职业》，在未婚时期，女性从事正式工作的比例很大，而再就业时继续原来工作的可能性很低（2006），有很大一部分在以打零工、兼职、劳务派遣等形式进行非正规劳动（古郡鞆子《非正规劳动的经济分析》，1997）。育儿期前后巨大的就业质量变化成为打击日本高学历女性再就业积极性的重要原因。

第三、日本现有公共政策的不足

根据樋口美雄，阿部正浩《经济变动和女性的结婚、生育、就业的时机——固定的变动因素的分析》（1999），虽然日本也终于建立了育儿期的父母都能休假的制度，但是制度开始实施时却是无薪假期，这意味着没有将育儿行为作为社会劳动来承认，没有经济评价的休假不能看作是社会保障。竹中惠美子在《女性论的拓展——从平等到平庸》一书中也提到，从很多国家的经验来看，带有收入保障的育儿假期是必需的，从国际水来看，日本还是相当落后的（1995）。

毕 业 设 计（论 文）开 题 报 告

3．本课题的研究内容

（1）研究对象：

以日本单方育儿现象为研究对象，参考中国的情况，探究这一社会现象的成因及影响，谋求合理有效的解决方案。

（2）总体框架：

本课题研究总体上可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介绍单方育儿的基本概念，分析日本单方育儿的综合成因。核心家庭化，不完备的托育机构，向男性施压的企业文化，以及使女性背负承重育儿负担的社会传统等。

第二、全面考察单方育儿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影响。首先是在家庭内部，对母亲和孩子都有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其次是社会对家庭不平等的育儿分工承担着怎样的责任，也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第三、分析日本现有育儿服务的优势和不足。着重研究日本特有的团队育儿方法——家庭援助式育儿，这一方法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四、基于中国国情，考察中国单方育儿现状。对比研究中日两国的社会育儿服务机制，包括隔代抚养，较为普遍的全托幼儿园和保姆服务使用等中国特色的育儿方式，同时通过与日本的对比，分析中国式育儿的利弊。

第五、考察可行的公共政策支持。根据男性产护休假、育儿休假在日本的实施情况，对比考察北欧挪威，瑞士等国，旨在通过法律手段提高男性的育儿参与率。同时，对保育机构的财政支持，保育服务机制的监管缺失等问题，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3）重点难点：

本课题研究的重点是：日本单方育儿现象的成因及现状，重点讨论现有育儿机制的利弊。

本课题研究的难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本文探讨的是一种近两年才引起关注的社会现象，相关学术著作较少；与育儿相关的文献资料虽然丰富，但与本课题直接相关的资料很少，需要大量阅读，仔细甄别出有效信息，完成分析。

第二，在分析社会现象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影响，观点不能做到绝对客观；其次本文所提出的种种设想，在实际实施中会有过于理想化的风险，不能保证各方面都考虑周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