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话句法学的话语共振的汉日对比研究_日语论文开题报告

一、 课题背景及意义（含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日常对话的参与者持续跟进谈话，因此产生了共振效果。话语共振也因此成为会话分析中的热点课题。

根据Bakhtin（1986）的理论，所有的话语均具有对话性。他认为，发话者在组织语言时会出现参考前说话人的语言资源，如词语选择、句子构造等的倾向。基于此，Du Bois（2010）提出了“对话句法学”，论证了对话当中这种并列性可以让词汇、句法等元素活跃起来的现象。

Du Bois（2010）认为话语从话语中生成，对话句法所关注的就是发话者怎样在自己的下一次发话中整合前说话人的语言资源。其发话后，共振也就随之产生，并且该句也成为接续发话者可参考的对象，共振还可以得以传递。下面是一个例子：

（录音带20171121A）

1 男1： 就（0.5）我没发现有什么人上大物是不睡觉的，特别是这种天气。

2 女1： 没有啊，我们班挺多人睡觉的。{咳嗽}

3 男1： 对啊，没发现什么人上大物不睡觉的。

4 女1： [哦   {笑}   ]

5 男2： [哦那天在群上]不是有一个，谁发的，说一个专家睡着了。

上面这个例子中，男1使用了双重否定句陈述了大学物理课上学生几乎都在睡觉，女1错误地理解了男1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给予否定，但是她并没有单纯地说出不同意，而是选择用几近相同的句式——“没……有什么人”、“不睡觉”变为“我们班挺多人”、“睡觉”——将她的认知说出来。男1并未发现女1其实是对自己的前一发话产生了误解，并再次以相同的双重否定句式说出核心内容。女1意识到是自己的错误后发出笑声，而男2则接着使用第三人称陈述句，借用女1的句式——“我们班挺多人”、“睡觉”变为“一个专家”、“睡着”——阐述另一相关事实。整个对话过程中，每一句与前一句甚至前几句都紧密联系，发话者之间互相沿袭使用之前话语中出现的词汇、句式等。这既是共振的形式，也是共振的作用。

崎田智子（2013）从话语发起者的视角，阐述了“扩张”、“对话上的不一致”与“和自己、他人的共振”的话语构造方式。“扩张”是指发话者将可以共振的语言资源从上下文中提取出来（脱文脈化），再结合当前的语境，将与之相关的词汇、句型重新组合为话语（文脈化）之后说出。崎田认为，共振并不是重复使用同一个语言资源，而是重新分配语言资源这一过程。“不一致”就是随着对话的不断扩张而发生。在其论述中，使用了一个英语环境下的购物场景的例子来解释说明。

（录音带SBC016: 1293.895-1305.390）

1 TAMMY: .. Yeah that’s what I had looked at.

2 So

3 (H) I think,

4 … is w- —

5 No.

6 You don’t have the: —

7 BRAD: I have the d:- the: —

8 TAMMY: One

9 BRAD: The double [one here (Hx)],

10 TAMMY:           [right.

11 Right].

12 BRAD: [2(H) And I have] the,

13 TAMMY: [2That’s what I saw].

14 BRAD: (%) the real high end:,

15 [um:],

16 TAMMY: [Mhm],

17 BRAD: ..single one.

该例是买家和卖家就某特定型号的商品是否在销售展开的会话。买家想要购买一款产品却并未明确提及，而卖家故意就其未完成的句式向其推销更高档的一款产品。崎田指出其中的两点共振效果：其一为构成话语之间的承接关系，完成发话者的立场转移，即使发话内容表达的是相反的内容；其二是共振部分发生变化时所产生的对话上的不一致可以带入前景信息。

（录音带SBC016: 1306.185-1312.555）

1 BRAD: The other t- —

2 … the other,

3 (H) the single auto reverse,

4 ..I have in stock,

5 I just don’t [have on] dis[2play.

6 TAMMY:          [Yeah].

7                     [2That’s alright.

8 Yeah.]

同一例的后续，卖家表示高档产品在售，但紧接着表示产品“仅仅”未上架展示。实际是卖家假设买家会回复产品未上架，所以在买家说出口前抢先说出，并加上“仅仅”，完成与自己先前发话的共振。崎田总结认为：共振并不仅仅发生在相邻的两句发话中，还可以发生在跨句以及多句的情形下；共振是反映意图、现实情况、立场差异等经过重复、变形、带入与替换的会话表现；共振的发生与发话人的意图是否与前序发话对等、相对无关，甚至还可以出现在无关的情况下；共振不是单纯的模仿，而是重新组织上下文；共振中出现的微小差异都能产生对比，进而带入前景信息；共鸣的发生不限于对话中相邻两个发话者的对话之间，也可以发生在同一发话人一连串的话语之间。

刘兴兵（2016）则从立场的角度，讨论了对话句法学中共振对对话参与者的认知的影响。他将其分为三个方面：微观层面的、宏观层面的和隐性的。微观层面下可分为客体主观化——将所述事物的其他指代引进对话中（如双关语）；主体客观化——明确指出所述事物与引进事物的关联；造成特别语用效果的复用。宏观层面上，刘认为共振从定义上就带有主观意味，沿用已有语言资源的同时也把原有话语和发话人重新带入会话参与者的注意力焦点中，即使在未明确提及的情况下。刘（2016）还指出共振还可以体现在语义上的平行关系，而无论其结构上是否对仗。隐性的共振可以发生之前语境中的主客体配置之上。一例中，将项目失败归因于选址的发话人指出选址仅仅从远处进行评判（at a distance），接续的发话者以鸟瞰（bird’s eye view）为由反驳。二者的语言结构截然不同，但均表达出观察和评判的方位和方式，产生隐性的共振。反驳者借用这个机会，瞄准批评者的用词弱点，借力打力。这种共振在句式、用词上没有相似的地方，但它的主体——发话者（所处的位置）、客体——项目（所处的位置）均未发生变化，只有视角上有所区分：二维的平视与立体的俯瞰。

杨玉顺（2016）从冲突性话语中考察话语共振的表现，将共振方式分为“框架共振”——对应成分相同的资源间的共振，与“焦点共振”——需要进行对比的成分间的共振，并得出焦点共振核心信息，框架共振次要信息的结论。就对话句法而言，他认为不仅仅限于模仿、重复或是赞同，应该是“介入”，不但可以表达一致，还可以表达不一致、争论。他举例，在争吵中反问句式经常出现，并且常常成对出现——后一发话者为反驳前者选择使用相同的反问句式，再相应地增减一个否定成分。在此类话语中，共振形式多为焦点共振，焦点即冲突点，杨将其称为冲突性共振，表现形式为同一词的重复、近义词以及上下概念词等。

上述提及的研究可以体现出共振是会话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且也都涉及到其正向的效果——维持各会话参与者的认知。但其中大多为定性研究，仅对共振方式、效果等进行分类阐述，并无量化统计和基于此的深入分析。

部分研究也提到了共振现象产生的戏剧性结果，如双关语、反问句、省略以及甚至纯意义上的共振等，但未就这种效果进行更深刻的探讨，同时也并未进行定量分析。

因此，本研究将在这些先行研究的基础上，以对话句法学作为理论基础，对汉日两种语言的共振现象进行分析，通过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分析办法，探究共振产生的非常效果并剖析其原因。

二、 课题研究主要内容及研究基础

本研究着眼于共振在汉语母语环境和日语母语环境产生的其他效果。内容有三：

一是根据功能和话语形式等对多人互动行为中的共振现象进行分类，属于定性分析；

二是通过进行汉日对比研究，分析汉日共振现象的相同与不同之处，并探讨差异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属于定量分析；

三是分析汉日多人会话中共振效应的表现手段和语境效果，为跨文化交际及外语教学提出建言。

三、 研究（或调研）方案和思路（技术路线）

本研究为汉日对比研究，对材料进行会话分析。材料由汉语母语者自然会话录音14组与日语母语者自然会话录音10组组成，其中10组汉语会话录音与所有10组日语会话录音由指导教师贾琦提供。应用控制变量法，保证会话内容不受年龄、兴趣点等其他因素的干扰，每组参与录音的是两男两女共四名相互熟识的大学生，就给定话题进行约十分钟的讨论。所有日语会话的及其中12组汉语会话的话题为“怎样的课是好课”，剩余2组汉语会话的话题为“关于新年有趣的事物”。

本研究将在转写后的文本基础上借助计算机进行定量的汉日对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