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课题背景及意义(含国内外研究现状综述)
日语会话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随声附和”,在会话中,听话者并不是单纯的受话者,而是积极参与交流的会话参与者。为了使会话能够顺利进行,听话者也要主动的捕捉会话信息,这种时候经常会使用到随声附和词。随声附和词是听话者用来表示主动的去理解说话者所传达的信息且不去剥夺说话者话语权的会话手段之一。
从80年代开始,日本对于随声附和词的研究开始逐渐兴盛起来,其中较多见的是对“はい”和“ええ”的研究。如水谷信子(1988)、松田陽子(1988)等学者指出,日语中的随声附和词是日语会话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要素之一,它能够使会话顺利的进行。
关于随声附和词的定义,随着学者们的逐渐研究,关于随声附和词的定义也逐渐详细,黒崎良昭(1987)将随声附和词定义为:“話者の発話に対して、肯否等の判断を表明することなく、ただ単に『聞いていますよ』『分かりますよ』という信号を送る段階の応答表現を相づちと呼ぶ(随声附和词是对说话人的肯否的表明判断,不单单是“听到了”、“知道了”的反应表现。)”。
对话是由参与者的相互行为构成的一种交流方式。在一段对话中,通常为一个人担当说话者的角色,而其他人担当听话者的角色。听话者的“随声附和”在对话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不同的语言中,“随声附和”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本文尝试将汉日多人会话中的随声附和的语言表现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定量分析,将两种不同文化的日常会话中的随声附和进行对比,归纳出汉日多人会话中随声附和的特点与异同;并将多人会话中使用频率较高的随声附和的语言表现作为分析对象,比较由于两国不同文化而引起的差异;最后从谈话谈话参与者的不同角度,分析和考察了随声附和使用的角色差。
通过对汉日随声附和词使用情况以及频率的研究,刘建华(1987)、水野義道(1988)得出了汉语中随声附和词的表现种类、使用程度都要比日语低的相同的结论。日语中的随声附和词有“うん/うーん”、“そう”、“あ/あー”、“ほ/ほー”、“あ、そうなんや”以及其他十几种常见的随声附和词,而汉语中比较常见的只有“嗯/嗯ー”、“啊/啊ー”、“对啊”、“是吗”这几种。Clancy等人(1996)将对话中听话者的语言行为统称为“Reactive Tokens(简称RT)”,“RT”定义如下:“在说话者说话的过程中,由听话者发出的短小的对话”。“RT”的定义是广义的,可以被认为涵盖了日语中的あいづち以及汉语中的“随声附和”。Clancy等人考察日语,英语和汉语中的“RT”后得出,日语中的あいづち平均使用频率(39.5%)高于汉语中的“随声附和”的平均使用频率(10.0%)。关于“RT”的出现位置,Clancy等人提出了“Grammatical Completion Points”这一概念,可以理解为“句末”。Clancy等人研究发现,汉语中的“随声附和”多出现在一句话完结的地方,而日语中的あいづち多出现在一句话中间。
尹丽君(2014)也通过日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为研究对象,对日常对话中出现的“随声附和(统称RT)”的使用情况进行对比研究。关于RT的频率,日语对话中的RT出现总次数为147次,平均1分钟的使用频率为14.7次/分。而汉语对话中,RT总出现次数为107次,频率为10.7次/分。日语对话中的RT出现频率高于汉语对话中RT的出现频率,日语对话高于汉语对话,关于RT的出现位置,日语对话中RT更多的出现在文中,而汉语对话中RT更多出现在文末。日语对话中,RT在文末的出现次数及频率为30次20.4%,而汉语对话中,RT在文末的出现次数及频率为92次86.0%。由此可以看出,日语对话中的RT更多的出现在文中,而汉语对话中RT更多出现在文末。进而验证了刘建华(1987)、水野義道(1988)以及Clancy等人(1996)的观点。
刘娟(2009)将采访会话中的随声附和的语言表现作为研究对象,并进行定量分析,将采访会话、电话会话以及日常会话中的随声附和进行对比,归纳出采访会话中随声附和的特点;并将采访会话中使用频率较高的随声附和的语言表现作为分析对象,运用语用论和会话分析理论对随声附和的功能及频繁使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阐述;最后从采访者和回答者两个不同角度,分析和考察了随声附和使用的角色差,另外还从年龄和性别角度分析了随声附和使用的个人差。通过以上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一、从对收集的采访会话资料中随声附和的种类及数量进行的统计结果,以及对随声附和的实态和特点进行的分析结果上看, 采访会话中随声附和的特点和普通会话基本一致。
无论采访会话、电话会话还是日常会话,使用最多的都是发话促进型的随声附和,其中使用次数最高的是电话会话,因为打电话时看不见对方,对方如果缺少随声附和,讲话方会感到不安。而在采访会话中使用的最少, 这是因为采访会话中角色固定,一般是采取采访者提问,被采访者回答的方式。理解表示型的随声附和使用率最高的是采访会话,原因是采访是公开的谈话,为了使谈话顺利进行,采访者会更多的使用表示理解的随声附和。日常会话中随声附和的使用介于采访会话和电话会话之间。
二、随声附和的语言表现虽然表面上违反合作原则的量的准则和质的准则,但言外之意还是遵循合作原则的;也可以说是为了遵守礼貌原则和面子理论,为了保证交流的顺利进行才违反合作原则的量的准则和质的准则的。
三、采访者多用表示“理解、了解”功能的随声附和,而回答者多用停顿功能和表示承认功能的随声附和。
语言现象和文化差异密切相关,以上研究只对语言现象、表达方式进行了研究,并未对产生不同的原因进行研究。所以本文考察的是多人互动行为中随声附和词在汉日两种语境下产生的不同点以及产生原因。本研究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中日两国文化进行分析,找出中日两种语言在随声附和语的使用中存在的相同和不同点,并分析它们出现的原因。
二、课题研究主要内容及研究基础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汉日多人采访对话中的随声附和词。本研究采用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日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多人互动行为中随声附和词使用频率、表达方式的不同,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汉日对比研究。具体的有以下三点:
1.通过先行研究的基础,找出在多人互动行为中随声附和词与汉日文化差异的联系。
2.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手法进行汉日对比研究,明确汉日对在采访对话行为中随声附和词的使用以及表达方法的异同,并探讨导致差异产生的文化等因素
3.基于以上结论,为中日跨文化交际等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及理论依据和实例
三、研究(或调研)方案和思路(技术路线)
本研究为了考察日语母语者和汉语母语者在采访对话中随声附和词使用以及表达方法不同于汉日文化差异的关系,使用把日语作为母语的学生和把汉语作为母语的学生的自然对话的语料,分别研究它们的特征。在得到参与者的许可为前提,就“什么样的课是好的课”这一题目进行自然会话。自然是指在语料收集前对于得到什么样的语料不做有意的安排,所以得到的语料比较“真实”。并且寻找的参与者都符合以下四点要求:每组男女各2名;参与者都为大学生或者研究生;参与者都互相认识;参与者都为同一圈子或者同一学校同一学年。这样的设定是为了消除年龄等因素对研究结果的影响。并且参与者都很熟悉他们之间能够进行更自然的会话,对于研究也是很有利的。汉语的录音和日语的录音是贾琦老师分别在西安交通大学和九州大学举行的。录音之后,把所有的录音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文字化,把实际会话中产生的顺序、沉默、重复、重音等一一记载下来。在取得贾琦老师的许可之后进行录音资料、文字资料的研究。之后再参与者的帮助下进行录音和文字化之后的原稿进行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