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来源：

自拟课题。通过查找相关著作，先行研究等资料，决定以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的对比，分析作品中不同的归隐思想。

研究价值：

隐逸文化是起源于中国古代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反映了士人的价值取向和处事态度。随着中日文化的交流的深入，日本大举吸收中国文化，受诗文和宗教影响，日本隐逸文学逐步发达。同时隐逸文学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历史文化现象，时代在改变，隐逸的具体内涵也因时而变，而这些变化都有着共同目的：实现自我价值和理想追求，逐渐趋向与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当时日本的隐逸文学表现出不同于中国隐逸的特质，即社会政治意义淡泊，从隐遁动机来看，主要是无常观在起支配作用。

本文主要对比同是南北朝时期的陶渊明与吉田兼好对隐逸文化的不同理解。兼好生活的镰仓时代末期至南北朝时代遁世者数量急剧增加，遁世者的成份相当复杂，佛教世俗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徒然草》揭示了这一社会背景。兼好在称赞那些淡泊名利洁身自好的遁世者的同时对那些世俗愚蠢的遁世者也给予了讽刺和批判。而陶渊明所处的这一时期的社会思想自由活跃，各种学术同时兴起，这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之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以“顺应自然”、“无为而治”的老庄哲学因主张个人在黑暗的社会中如何保全和自我解脱而受到当时的士人的尊崇。在“顺应自然”、“逍遥而游”的思想的影响之下，士人阶层想追求更大的精神自由和生活方

式的自由。因此，以老庄学说为核心，结合了儒家经典的玄学由此兴盛起来。在陶渊明的诗歌中，最成功的是他的田园诗歌。这种田园诗歌的艺术魅力，与其说在于它是田园生活的真实写照，不如说在于其中寄托了陶渊明的人生理想。田园被陶渊明用诗的构造手段高度纯化了、美化了，变成了痛苦世界中的一座精神避难所。通过这两部作品有助于了解同时代不同背景下文化的差异和当时文人们的思想潮流。

国内外研究现状：

谢立群的《从徒然草看兼好的隐遁观》中提出兼好并非从佛教的角度看理想的隐遁者,而是从老庄思想的角度来认识,这充分说明兼好的隐遁观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庄子》虽然谈到了 “真人”、“至人”的境界, 但是却没有回答如何到达的途径。可以说,兼好通过盛亲的生活方式回答了到达这种境界的途径。安良岡康作在『徒然草全注积』中指出, 从第60段末的兼好的感叹“ (此乃)德之至极也”中可见, “兼好深感,盛亲的自由境界不仅只是单纯的任性,而是贯穿于在人格升华所及之处展开的超常的个性绝对性”。三木纪人指出,盛亲或许就是老庄世界的“诚之人”。可以说,不拘泥于一切形式束缚的盛亲的超然性就是老庄主张的“真人”、“至人”所具有的个性。张韵的《千古隐逸一诗人——论陶渊明归隐的原因》中提出结论，陶渊明之所以隐退，固然和他厌恶沉浊有关，但主要的还是由于他天性淡泊不受羁绊。陶渊明的伟大,主要的并不在于他对黑暗现实的厌恶和 反抗,而在于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的“ 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在于当玄言诗盛行的时代,异军突起,在茫茫荒野和干枯的诗坛中培植了田园诗,以其清新自然、恬淡静穆的风格卓然别立一枝。王瑶在《论希企隐逸之风》一文中指出：“在封建社会里，士农工商是职业划分的类型，士大夫的出路除了仕以外，只有隐之一途；所以出处问题是士大夫的切身的问题。”钟优民的《陶渊明研究资料新编》提出只有结合作品探索各个时期文学创作中反映出来的陶学的演变与进展, 才能更全面地显示陶学发展的整体流程,并从 总结某些发展规律。诚然, 本资料新编只是在这方面进行一种初步尝试,欲求完善, 尚侯来哲。李剑锋的《元前陶渊明接受史》中著将西方的接受美学批评方法引进陶学领域, 对陶渊明之后至宋代关于陶渊明的评论以及拟陶、和陶的文学现象进行了系统研究, 无疑是一种创举。著者阐述较为合理, 也能够将新的方法和传统的研究方法较好地结合起来。由于接受美学强调接受者对“本文”涵义的增加和创造, 使得能够充分重视每一位评论者和模仿者的时代与生平背景,以及独特的思想和个性,而不仅仅是把模仿者当作陶渊明的“注脚”。陶渊明及其接受史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它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把握民族文化的核心内涵, 也有助于了解陶渊明为什么会产生跨越时空的影响。

研究内容：

隐士文化是特殊时代精神所孕育的独特文化形式。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笔者选择了中日隐士中的代表人物进行探讨，以此来标本性地研究中日隐士在隐逸方面的异同。中国隐士的代表，选择了被称为“古今隐逸之宗”的陶渊明。日本隐士的代表选择了同时代的吉田兼好。本论文试图通过对陶渊明的《归田园居》和吉田兼好的《徒然草》以及其所处时代和人生经历的分析，标本性地阐释中日隐士隐遁意识的异同。最后研究隐逸对于现代人的意义。今天我们很有必要学习隐士。学习他们那种觉醒的人生态度，学习他们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精神境界；学习他们栖身林泉、亲近自然、与天地融为一体的那种艺术的、智慧的活法；学习他们 “大慈念一切，慧光照十方”的那种慈悲、善心；学习他们随缘渡化、普渡众生的人生理想与济世情怀；学习他们心系一处、守口如瓶的成大事的那种生存的智慧。

研究方法和思路：

方法主要通过原文研读与各个译本的研读，辅助个人对《归田园居》和《徒然草》的理解进行分析和网络上对两部作品的分析解读来研究。思路是着重从《归田园居》与《徒然草》中的语句分析出中日隐逸文化的不同。本论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归田园居》中体现的陶渊明式的隐居生活和《徒然草》所表达的吉田兼好的隐居生活，不单是生活上的还有与外界的接触交往生活。他们所向往的生活和现实中的不同之处。第二部分写造成他们归隐的原因。主要从两方面考虑，一是个人主观原因，二是时代的客观因素。笔者认为造成二人隐逸不同的主要原因在于两国文化传统的不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深远。与此相对，日本文化则具有脱政治性的特点。第三部分阐述隐逸思想对于现代人的启示，能够追求自由，热爱生活并且反思自己，感悟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