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的目的及意义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剧，相异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日渐频繁，语言成为沟通的平台和载体，而翻译便担负起语言沟通的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把一种语言文字的意义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谓之翻译。翻译的目的便是沟通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的思想、感情，使之能够顺利交流。因此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要准确传达原意，不可随意发挥。

清末时期的严复首次提出将“信、达、雅”作为翻译的评判标准。其中“信”是指译文真实、可靠，忠实于原文。“信”是对译文内容的要求。“信”，是翻译，也是翻译批评的最基本标准。且严复在《译例言》中写道:“……至原文词理本深，难于共喻，则当前后引衬， 以显其意。凡此经营，皆以为达， 为达即所以为信也。”“凡此经营，皆以为达”是说严复在翻译中的各种“经营”，都是为了“达”，而“达”则是为了“显其意”，也就是说是为了表达原文本来的意思。所以，“为达之所以为信”。“达”的最终目的其实就是“信”。而王志宏曾在《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中阐述道：严复之所以追求“雅”，并不为了行文华美，而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能够“达易”，也就是说“雅”是追求“达”的手段。事实上严复并不追求词句古雅华美，他的重点是在“意义”。用汉以前字句,是为“达易”，“为达, 即所以为信也” ，那么为雅便是“为达”。“假如我们再推一步, … …为雅也即是所以为信了”。可见严复本人也认为，“信”是“达”与“雅”之本，“达”与“雅”的最终目的是“信”。

随着翻译理论与实践事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传统的“信、达、雅”翻译标准得以不断传承与完善。对于“信”的翻译标准，有的学者认为“信”即对原文的忠实，其并不是指在每一个单词、语法上的一一对应，而是要正确反应出原作的思想、情感与精神以及原作的语言表达水平与风格。例如，朱光潜在《谈翻译》中写到：“所谓‘信’就是对原文忠实，恰如其分地把它的意思用中文表达出来。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必须是完整的机体，情感、思想和语文风格必融为一体……所以对原文忠实，不仅是对浮面的文字忠实，对情感、思想、风格、声音、节奏等必须同时忠实，这是很难的事。有些文学作品根本不可翻译……译文只能是原文的近似，绝对的“信”只是一个理想。”他认为“信”并不仅是对文字的忠实，也是对文中思想精神，写作风格等的忠实。因而所寻求的是形似与神似的合二为一。对于非原创作的翻译而言，既不能死翻、硬翻，也不能随意的增减，自由发挥。适度把握好分寸，才有可能达到被钱钟书视为“化境” 的翻译最高境界。他在《林纾的翻译》中说过“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是‘化境’。把作品从一国文字转变成另一国文字，即能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别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要完全保持原有的风格，那就是化境。”

本文的研究载体是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的两个中译本（王中忱与杨丙辰译本）。日本著名作家大江健三郎被称为日本“战后新文学界的旗手”。1994年，他凭借《个人的体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在大江健三郎获奖后，“或许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对于翻译的选择确实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或许是因为想通过大江的文学来审视中国自身文学, 也许是因为大江文学的特异性迎合了中国学界审美的需要, 旋即一股‘大江热’遍布全国。（《综论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叶琳）”翌年，中国著名翻译家王中忱便翻译出版了此书，并在中国引起广泛反响，王中忱教授在日本文学和汉语言文学方面都颇有建树，他的译本也是现今流传最广的译本。2003年杨丙辰对此书进行了重译，此译本也广受好评。《个人的体验》是一部将民族性与世界性完美结合，富有独特性的文学作品。大江健三郎本人深受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在王中忱译本的序中，他提到大江健三郎吸收存在主义的技巧多于理念，即使是吸收他的文学理念，也加之日本化了。大江的文学作品是植根于日本民族的思想感情、思考方式与审美情趣的，文体和语言都是纯粹日本式的。正是在这种东西文化的相互碰撞中，大江文学大放异彩。而大江健三郎在文体和叙事上也一直主张个性化。兰立亮在《大江健三郎小说语言实验探微》中提到在大江健三郎的创作初期，他重视语言破格, 晦涩难懂的翻译式文体受到了很多作家、评论家的关注。在文学随笔《“说后想” 与“写后想”》中,大江健三郎这样写道:“即便是我, 也非常渴望自己的小说被上百万人阅读。如果能够做到这点, 我也会不惜一切去努力的。但是, 我只能通过自己的文体来表现自己认为重要的内容, 我是那种仅仅创造出表现自己的文体, 就用去了大半个人生的小说家。”正是由于这种思想内容与文体语言的复杂性，使两位译者在翻译的具体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同的选择，笔者希望通过比较这两个译本，能够探究“信”的翻译标准的多种含义，进而分析在翻译中的易造成“失信”问题的原因，并力争加以避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