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的目的及意义

随着科学的发展与技术的进步，全球空间距离大大缩短，地球变成了一个“村子"，世界各族人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变得日益频繁。令人遗憾的是，不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思维与行为模式等使得各民族产生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在异文化交往中，由彼此之间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交际的失误、矛盾和冲突时常发生。因此，认识文化差异、提高文化差异的敏感度、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逐渐成了顺应时代发展的迫切要求。

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E．Sapir）在其著作《语言》中指出：“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可见，语言的学习不只是单纯的认知和运用，作为文化的载体，学习语言的同时培养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必不可少。但是，在大学日语学习中，尽管一些同学经过几年的学习，掌握了教学大纲上要求的语言知识，具备了较好的听说读写译综合能力。但在运用日语进行实际的交际过程中，却因为不了解中日文化的差异、不了解日本人的生活习惯、思维方式、社交方式，出现不恰当的言行，或是错误地理解了对方的意思等，产生了交际障碍。针对这一情况，我认为，现代日语学习不仅仅是语言知识的学习，也要重视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提高。那么如何定义评价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目前已经完成本科阶段学习，即将步入社会或继续深造的2011级日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究竟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有哪些因素影响跨文化交际能力水平？如何有效地培养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 对此笔者计划针对重庆大学2011级日语专业学生进行比较详细的调查和实证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观点。希望调查结果，也能为日后日语教学提供一些参考依据。

本人通过关键词的搜索以及从各级各类刊物所搜集到的与跨文化交际相关的研究从国内、国外两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了梳理：自从 Hymes（1972，参见许力生，2000) 提出交际能力观以来，国内外学者 （Ruben，1976；Imahori & Laniga，1989；Gudykunst，1991/1997；Kim，1992；Spitzberg，1994；林大津，1996；贾玉新，1997；胡文仲、高一虹，1997；许力生，2000；高永晨，2005）对交际能力（communicative competence），尤其是对跨文化交际能力（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的讨论一直没有间断。各种交际能力或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模式层出不穷。总的说来，跨文化交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为了传递信息、沟通思想、促进相互的了解而进行的交际活动。文化背景不同的人，即使语言本身的沟通没有什么问题，但由于思维方式、语言习惯、风土习俗、价值观念等存在差异，交际过程中也会遇到一定的障碍和困惑。所以，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要进行成功的交际，需要靠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两个方面来完成，这两种行为的综合运用能力，就是所谓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由于笔者需要对2011级日语专业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测试。因此为了寻找合适的测量工具，笔者进一步梳理里国内外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试研究现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内涵和构成要素还未达成一致意见，普遍认可的测量工具也尚未出现，但是学界已达成3个重要共识( Deardorff 2006:257－258) : 第一，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可以测评的；第二，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必须从不同角度采取多种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手段进行，如个案研究深入访谈日记分析自我测评他者测评三角测量法( triangulation) 等；第三，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必须考虑测评者测评对象测评目的测评用处具体情景，甚至社会状况历史等诸多因素。

在国外MPQ(Multicultural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是测量跨文化交际有效性的一种量表,常被作为选拔留学人员或驻外人员的工具。总共分为文化移情、开放度、情绪稳定性、灵活性和社交主动性五个分量表。MPQ更多是为了预测被试者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获得交际成功的可能性,而不是单纯的性格测试。研究表明,MPQ在5个纬度上都表现出了较好的信度,能较好地预测被试者在多元未知文化环境中的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同时,研究也表明,与本国学生相比，MPQ对外国学生的预测准确性更高。然而国外研究形成的测试和量表,对中国的外语学习者是否同样适用无从考察。

因此笔者转而调查国内有无类似的考试和量表。我国的跨文化交际研究开始得比较晚,但是自80年代初期至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己出版专著30余部，论文和文章累计发表两千篇以上。然而，我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大多采用“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例证+结论这个路子，存在一定的随意性”。（胡文仲，2005）。在跨文化交际的实证性研究方面，胡文仲是较早进行尝试的学者之一。他在1986做了关于文化差异的调查（胡文仲，1994），引起了国内外语教学界对文化差异与语言学习关系的关注。在1986年的调查中，他选取了20个在中国高等学校从事教学工作的美国人和20个在美国大学深造过1—2年的中国高校教师作为研究对象。调查的题目涉及称呼、打招呼、开始谈话、个人开放度、餐桌礼仪、道别、收礼和送礼、身体接触、目光交流、手势语、对友谊的理解、对面子的理解、学习方法、做决定的方式等等。胡文仲是国内第一个采用定量研究的方法来考查文化差异的学者。但是他的调查侧重探查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并未涉及被调查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

王振亚（1990）的《社会文化测试分析》是国内较早涉及文化测试的研究。他使用了一套长度为60题的社会文化测试卷，测查了被试者在“普通文化”（即社会习俗）和“正式文化”（即政治、地理、历史、文学、宗教等学科）两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普通文化测试分为语言行为和非语言行为两部分。语言行为主要是有关人们在社会交往中的日常谈话，特别是寒暄话。非语言行为包括：副语言 （Paralanguage）、人际交往行为、社会交往行为、个人行为等。普通文化为“得体”与“不得体”的判断题；正式文化为多项选择题。

国内的研究虽然都是针对中国的外语学习者，但研究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有些是侧重社会文化能力，如王振亚、钟华等；有的是侧重语用能力，如刘建达。可以说，这些研究调查或测试的都只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一个或几个方面，并没有全面测查跨文化交际能力，也没有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模型进行深入的研究。尽管刘宝权（2004）在论文中探讨了文化能力（cultural competence）的组成和文化测试的形式，也设计了一套文化测试试题，但是只是将文化测试融入了语言测试，并没有根据其研究结果开发一套完整的可用于大规模测试的标准化试卷。

直到2013年钟华教授在外语世界（No．3，2013）发表《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构建的先导研究》一文，其在适用于外语教育领域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初步了构建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并用量表对264名大学生进行了测评，对量表进行了区分度检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区分度和结构效度，整体信度为0.901。为外语教育领域跨文化交际能力测评提供了一种思路。钟华教授带领其课题组研究出中国大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模型，模型包括交际能力和跨文化能力两个部分，其中交际能力涵盖语言能力社会语言能力语篇能力和策略能力4个子能力，跨文化能力涵盖技能知识态度和意识4个成分。根据这一模型，其编制了适用于外语教育领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自测量表（ICCSRS）， 可供外语学习者自测之用，也可帮助外语教师了解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鉴于该量表已经过大量的实践研究，且量表对象正是中国外语学习者，整体信度数据较高，因此笔者决定采用这一量表对2011级日语专业学生进行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测试。

笔者进一步假设日语专业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是否与性别，学习成绩，学习日语时间、出国经历，以及对日语的喜爱程度有关。因此也将从这五个维度比较不同背景下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水平，研究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因素，并以此试得出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