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日同形词主要是指中文和日语中，在书写形式方面相同或相似的词语。其词形虽然相同或相似，但词义及语法功能等方面并非完全相同，这就容易使日语学习者在使用过程中产生误用。因此研究中日同形词就具有一定的意义。近年来，随着中日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有关中日同形词的研究也成为了相关学者研究的主要对象。目前针对中日同形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词的分类、词性和词义差异、语法功能和意义用法差异的探讨、以及二语习得等方面。

首先，关于同形词分类的相关研究。日本文化厅（1978）将中日同形词分成了四个种类：①同形同义词（same，S类）②同形类义词（overlapping，O类）③同形异义词（different，D类）④日语中有而汉语中没有的词（nothing，N类）。荒川清秀（1979）在日本文化厅（1978）的基础上，以中文的普通话为标准，重新探讨了S、O、D、N四大类，进一步完善了文化厅（1978）所存在的同形词的界定模糊不清、目的与方法相矛盾、分析不够彻底等不足。李爱华（2006）基于日本文化厅（1978）的分类，进一步将中日同形词分为了五类：①意思相同或者极其接近（JC）②意思完全不同（jc）③中文的使用范围比日语广（Cj）④日语的适用范围比中文较广（Jc）⑤中文和日语既有意思重叠也有不同（jJCc）。小森和子（2010）将中日同形词分为共义词和独义词两类，其中独义词又分为日语独义词和中文独义词两种。其中，使用较多的是日本文化厅（1978）的分类方法。

其次，关于词性和词义差异、语法功能和用法差异等相关研究。主要是通过列举多个实例，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对比分析，得出普遍规律。守屋宏則（1979）以《现代汉语词典》、《汉日大辞典》、《岩波中国语词典》等词典为基础，从中选取了47对意义用法存在差别的汉日同形词，通过实例对这些同形词进行了详尽描述。大岛河内康憲（1992）分析了中日同形词的界定、中日同形词在中文和日语中意义用法的倾向性差异及其原因，认为文化的不同以及语言使用情况的不同是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宫岛达夫（1994）探讨了中日同形词在文体上的不同。在中国方面，潘钧（1995）从语义自体变化造成的语义不同和语义变化以外的要素两方面，论述了关于中日同形词语义差的形成原因。翟东娜（2000）从语义褒贬色彩的异同及其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对中日同形词进行了对比研究。宋春菊（2003）从词义的角度分为同义词、异意词、类意词三个方面，对汉日语中存在的同形词进行了详细的对比研究。施建军•洪洁（2013）利用语料库，考察了大量实例，从意义、词性、句法功能、搭配关系四个方面，分析了中日同形词的差别。许雪华（2016）从经验研究的观点，比较了《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和《新明解国语词典》，并从中抽出中日同形词，基于两国语言，对其全体进行调查分析。刘天宝（2017）以历时语言学的角度，从词源和词义变迁分析中日同形异义词词义差异的成因。

除此之外，也有研究者单独分析一组中日同形词，得出某一组词在词性、词义、语法功能和用法上的具体差异。如刘伟（2016）通过分析语义、语法以及感情色彩等方面，得出了“活动”这组中日同形词的具体差异。张新厂（2017）利用语料库和词典，考察了中日同形词“圆满”的中文翻译，总结出了中日同形词“圆满”之间的具体差异。

何龙（2014）从二语习得的角度探究了母语对学习中日同形词的影响。熊可欣•玉岡賀津雄（2014）基于集合论的包含关系，对中日同形词的词性对应关系进行了探讨。在这之后，何龙（2016）分析了由中日同形词引起的误用、熊可欣•玉岡賀津雄•早川杏子（2017）探讨了学习中日同形词的词性对词汇和语法学习的影响。

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关于中日同形词的相关研究较多，同形词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主要研究对象。目前为止，关于同形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上几个方面，“要求”亦是中日同形词之一，尚未有针对其用法的个案研究。因此本文将以中日同形词“要求”为研究对象，具体从词性和词义差异、语法功能和用法差异方面分析对其具体用法。

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随着时代的发展与变迁，词义的内涵与外延、词语的性质和用法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再加上中日两国各自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不同,语义、适用范围等方面呈现出差异。“中日同形词”的意义不再完全相同。通常我们将这些同形词分为同形同义词、同形类义词、同形异义词三类。中日同形词虽然词形相同，但是由于属于不同的语言系统，其意义还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如果对词义的差异不能把握的话，很容易引起误用。所以明确中日同形词的词义差异对于广大以中文为母语的日语学习者有着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