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选题背景与目的

“用工荒”是指用工短缺现象，即人力资源“供小于求”，体现为劳动力资源局部紧缺的现象，这种现象从2004年的珠三角就已出现，当时被称之为“民工荒”。2006年，“民工荒”现象进一步蔓延，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称为“缺工”。到了2008年和2009年，由于全球金融危机使中国出口严重受阻，对农民工就业的需求急剧下降，一度掩盖了“民工荒”问题。 2011年随着全球经济形势转暧，用工短缺问题再次凸现，到2012年春节后，不少企业又开始为新一轮的“招工”而头痛不已，而此时，“民工荒”已变成了“用工荒”。

我在与导师的讨论中了解到目前我国的工荒问题相当严重，虽然2014年春情况略有好转，但远未有解决之态。工荒对我国的制造型企业，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以地经济附加值产品为主要生产对象的中小型劳动密集型生产企业产生了巨大的、恶劣的影响。并且也已对国家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在导师建议及我本人兴趣的双重原因下，我对工荒现象进行了调查了解，并试图针对该现象得出自己的理解、结论，甚或是找到可能的解决方案。

在翻阅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日本战后经济腾飞与我国改革开放历程在大环境、大背景上有一定共同点，因而希望能够通过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找到工荒问题的解决方案。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在本文的撰写过程中，为了解国内外的研究现状，着重参考了以下类型的文献。

（一） 国内研究现状

国内学者对工荒问题的研究早已有之。我在对国内学者的论文进行参考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学者对于工荒问题的认识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2010年及之前发表的论文、文献，普遍认为自2004年开始的工荒现象的主要引发原因有两点：1、农民工群体对自己的低下待遇表示不满，并以离职作为自己的抗争方式；2、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时期，原本近乎无限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在工业化进程中被基本吸收完毕，中国的劳动力在绝对人口上已经无法满足工业需求，并导致了工荒现象。

学者蔡昉在2007年发表的论文《中国劳动力市场发育与就业变化》中，通过梳理关于劳动力市场发育和就业状况的统计数据,并结合微观调查数据,对城乡就业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了描述,批评了传统的关于“就业零增长”、“农村剩余劳动力一成不变”等判断。并通过对人口转变过程的阐释，预测了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变化趋势，做出刘易斯转折点即将到来的判断。学者甘满堂也曾于2010年撰文《低成本劳动力时代的终结》与《“工荒”：高离职率与无声的抗争——对当前农民工群体阶级意识的考察》，有针对性地就两个观点进行了阐述。

然而自2010年后，对于工荒问题，与蔡昉、甘满堂等人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后者经过对工荒现象的长期观察，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十分丰富，否认中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学者许腾辉撰文《“刘易斯拐点”难以解释“用工荒”原因探析》，驳斥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主流看法。2012年，学者徐刘芬、应瑞瑶共同发表论文《“刘易斯转折点”对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实用性探讨——基于古典与新古典视角的比较分析》，在论文中根据新古典理论与刘易斯古典理论，分别建立了人口发展模型，并通过一系列的数据进行比对研究，最终证明中国进入“刘易斯拐点”论点的错误性。

学者们针对工荒现象，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提出了新的观点。学者徐建丽在其论文《“工荒”背景下劳资关系重塑与工会调节作用》中提出，当下农民工群体正在下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代际替换，80后、90后农民工已约占农民工总数的六、七成。这群新生代农民工的价值观念相对于其父母辈已经发生巨变，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新生代民工更有明确的权利意识和发展意识，更渴望融入城市。学者崔薇、李辉在共同发表的论文《“民工荒”现象的社会心理学解析》中指出，新生代农民工渴望得到认同，希望能够在城市谋得更好的发展前途。然而他们所受的待遇却并没有多少提高，依旧为城市居民所排斥，只能沦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这种长期无法实现自我满足的压力与孤独，自卑与压抑，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于城市更加缺乏归属感与安全感，并有不少人因此产生了退却心理，不愿再到城市打拼。

（二）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对于中国工荒现象的研究较少。学者池田均撰文《中国农民工的相关研究1——先行研究的批判性检讨》，认为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十分丰富。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即使在持续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情况下，依然有着巨大的积累性剩余人口。同时近年来，现代农业正在逐步替代传统农业，这使得更多的农业人口从农田中解放出来。而生态环境的恶化，如土地盐碱化等现象也在不断蚕食着农田，不断地产生失地农民。并且农村剩余人口还具有波动性剩余、地域性剩余、结构性剩余等几个特点。另外，论文还提出，现阶段中国农民工群体整体正在向低龄化发展，老一代农民工正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依然较低，却具有强烈的发展愿望。待遇上的不公正现象将极大挫伤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热情。而专业技术的缺乏也将成为农民工就业的一大瓶颈。

学者中村圭则从另一方面对工荒现象进行了解读。其在论文《现代中国的人才转职与中国式经营——以沿海都市圈的A公司为例》中指出，现代中国城市就业极不稳定，“跳槽”现象频繁发生。人才是现代企业的命脉，无法保有自己企业人才往往意味着极大的潜在危险。保有人才，就有必要满足人才的心理需求和实际利益。让员工在心理上对企业具有归属感、安全感，在物质利益上又有足够的吸引力，才是维持企业员工、人才稳定性的关键。

三、得出的结论

通过对国内外的研究进行总结，我认识到目前我国工荒现象，既有农民工群体对自身待遇低下的抗议，但更多的可能更是新生代农民工对于自己难以融入城市，无法实现自我满足的一种无奈举动。

而与国内农民工就业极不稳定的状态相比较，日本战后企业员工的稳定性则是人尽皆知的。那么，如果能够针对性地对战后日本的企业用人制度进行研究、借鉴，以此来解决国内工荒问题，也是有可能的。而通过对部分引进日式企业管理方式及人事制度的国内企业就行的一些调查及相关文献的参考也发现，在国内引进日本人事制度是可行的，其对于工荒问题的作用效果也是值得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