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研究现状：

所谓的讽刺手法，即一种修辞手法，言辞或情景所表达的表面意思与其只是所想表达的意义相反，常用于暴露所描述对象的缺点以及可笑之处，大多采用夸张或反讽等方式，从而产生幽默滑稽的效果。用讥刺和嘲讽笔法描写敌对的落后的事物，有时用夸张的手法加以暴露，以达到贬低的效果。当然讽刺手法中也可以用拙劣模仿、作戏、毗邻、并置、并列、对比、类似、类推等方式。夏目漱石的《我是猫》与钱钟书的《围城》分别是日本和中国的近现代文坛上的讽刺佳作，虽说这两篇长篇小说问世时间相隔四十余年，但这两本书却有着诸多的相似之处，其中讽刺手法非常具有可比性，很有研究价值。

高兴兰在“一样的讽刺，别样的风格——《围城》与《我是猫》讽刺风格比较（2008）”运用平行比较方法，以讽刺风格为中心，分析了《围城》与《我是猫》在讽刺风格方面的异同之处，喜中寓悲、幽默讽刺相结合是两书讽刺艺术的共同风格，同时也指出作者创作个性，心态，两国讽刺文学传统的差异是导致这两本佳作讽刺风格迥异的关键所在。《我是猫》尖锐滑稽，《围城》却机智深沉。王卫平曾在东北亚论坛发表一篇文章“东方的两部讽刺杰作——《围城》与《我是猫》的比较研究（1997）”，该文章将《围城》与《我是猫》放在远阔的背景上进行比较，辨析其异同，揭示其实质。其中有如此描述，“读这两本书，时而令人惊奇，时而让人赞叹，时而又忍俊不止，甚至于捧腹大笑。两部书都以机智的讽刺、诙谐的幽默以及语句的效应著称于世。这种风格与手法是作家的性格气质、知识阅历、美学追求长期融汇而成的。”由此可见东方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必然的共性。这两部作品是一种平行关系的相似，主要因为作者所处时代背景所形成的客观事实和作者具有相似的主观世界。高兴兰在“特殊的视角 深刻的批判——从讽刺艺术角度解析《我是猫》（2008）”中明却指出，“《我是猫》将日本的传统讽刺文学的特色与英国讽刺文学的手法相结合，站在社会批判、文明批判的高度，对明治三十年代的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讽刺，从而形成了《我是猫》独特的讽刺艺术，成就了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罕有的讽刺佳作。”高兴兰的这篇文章灵活运用夸张、反语、主观评论与客观叙述相结合等手法，对明治三十年代日本社会及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讽刺。张永进在“论《围城》的讽刺艺术（2002）”中仔细分析了本部小说的讽刺艺术的三个主要特色，正因为这种能够把握因人而异，区别对待的界限的讽刺，使《围城》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讽刺艺术杰作。

关于讽刺手法的研究，对一些文学作品中的讽刺手法进行剖析的研究者不在少数，但选择关于中日讽刺文学巨作的对比研究的研究者并不是很多。本论文在分别洞悉两部文学作品的讽刺手法的基础之上，将两种讽刺风格进行对比，了解这两部文学作品中讽刺手法的相通之处以及相异之处，然后进一步深刻分析导致差异的原因，从而更加透彻地读懂讽刺背后的真实意义。

课题研究目的与意义：

在处于在国主义列强大炮军舰侵略的中国，在迂腐守旧，拜金大潮汹涌的日本，像钱钟书，夏目漱石这样灵魂痛苦不安的知识分子必然逃脱不了黑暗的苍凉人生，为此运用讽刺的手法抨击诙谐尖锐的丑恶的社会现实，也因而产生了两部不可多得的讽刺佳作。《围城》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写成于1946年，是中国最负有盛名，兼学者与作家双重身份的钱钟书的唯一一部长篇小说。《我是猫》1905年发表在杂志《杜鹃》上，是夏目漱石的处女座也是成名之作。本论文将以两位作者的代表作《围城》与《我是猫》中的讽刺手法为研究对象，进行对比研究。开头主要分别分析两部作品的写作背景以及作者的自身状况，中间主要选取各作品中具有代表性的运用讽刺手法的地方，将其对比对照，分析两方差异，最后着重分析同样的讽刺却产生迥异的风格的原因。通过《围城》与《我是猫》的对比研究，可以更加透彻地了解讽刺手法，洞悉作者运用讽刺手法想要表达的最真实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