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意义：

1862年德川幕府派遣官船出使上海。千岁丸作为贸易官船，是日本自1858年开国，8年来第一次向中国派遣的官船。距离上一次日本向中国派遣官船已达200多年之久。日本在闭关锁国时期只允许中国的商船来往长崎，而日本人想要去中国却是被严格禁止的。在此之前，对于千岁丸出使中国的背景，目的，日本人的中国观的研究已经有很多了。本文想通过千岁丸上的船员高杉晋作所写的上海访问日记《游清五录》，来研究高杉晋作访问上海时所产生的的中国观以及此次上海行对高杉晋作所产生的影响。

现存的关于千岁丸上海访问的先行研究有很多，主要有横山宏章写的《千歳丸上海行一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視察》，徐静波写的《幕末与明治时期日本人的上海认识——高杉晋作の「遊清五録」から遠山景直の「上海」まで》，冯天瑜写的《文久二年幕府派遣千歳丸随員の中国観》，《日本幕府使团所见1862年之上海》等。国内对千岁丸的研究主要以冯天瑜等人为主。冯天瑜的研究有以下结论：千岁丸1862年访问上海，并不只是一次学者的学术之旅，日本使节团的幕吏和藩士们也谈不上是思想家，但从这批日本武士的价值取向来看，即保存有对东亚传统文化的认同，也初露出对东亚传统文化的离异（由对清朝国势衰微而引发出对中国的失望以致否定），这真实的反映了幕末日本社会及文化发生近代转型之际的精神动向。日本人对于此次上海行最直接的收获便是认识到开国，改革的重要性。

本文通过查阅现存的千岁丸访问上海的史料，参考先人的先行研究等方法来研究高杉晋作的中国观。高杉晋作作为千岁丸上的船员中的其中一人，非常具有代表性。高杉晋作是日本幕末维新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长州讨幕派领袖之一,奇兵队的创建人。 1861年，藩主允许高杉到海外视察，并于次年派往中国。2月，当幕府为前往上海进行贸易而派出“千岁丸”时，他便同萨摩藩的五代友厚和佐贺藩的中牟仓之助一起随船前往。1862年6月初抵达上海，晋作在上海逗留的两个月里，采取一切可能的办法观察中国形势。他看到了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上海，中国人的贫穷，政府的迂腐，无所作为，外国人的嚣张，高杉把自己所见所做所想都写在了随行录《游清五录》中，其中也谈到了中国如此衰微的原因，他认为：清政府之所以衰败，在于其不识防御外夷于外海之道。即不造能闯过万里波涛之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彼国志士所译之《海国图志》绝版。因循苟且，空渡岁月，徒然提倡固陋之说。这也使高杉认识到，日本不能重蹈中国的覆辙，必须开国向西方学习，购买蒸汽船，增强海军等军事实力。

本论文通过研究高杉晋作的《游清五录》，想要探讨当时高杉晋作的中国观，以及高杉晋作从上海的见闻以及自身的活动中所受到的影响。

通过研究高杉晋作上海行产生的中国观以及产生的原因，可以看出当时的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中国一直以来都是作为东亚大国，为日本所敬仰，是日本学习的对象。此次幕府派遣千岁丸访问日本，除了想与中国建立贸易关系外，其中也包括了想了解中国，向中国学习的态度。高杉晋作从小学习儒学，对中国文化十分仰慕。然而在上海实际看到的景象却令高杉一行大失所望。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也从敬仰向怜悯，最后向蔑视转变。使节团从者峰洁目睹清军装备低劣，士气颓废，认为自己面对这些士兵能以一敌五，若给他一万骑兵，可纵横清国。这种言论出现在日本幕府国力衰落之际，可见，在日本武士文化中，早已显现出了武力扩张，征服领邦的基因。一旦邻国开始衰微，这种向外扩张的意识便会膨胀。数十年后日本一再大举侵华，绝非偶然，实际上早已显现于此。

高杉晋作结合中日两国近代所遭遇的情况，认为不学航海，炮术等，便不能抵挡西方列强的进攻。高杉晋作认为中国衰微的原因正是因为清朝不制造能闯过万里波涛的军舰，也不造能防御敌人于数十里之外的大炮，并使中国志士所译的《海国图志》绝版，因循守旧，碌碌无为。高杉认识到了富国强兵，建立强大海防的重要性。而这些遭遇以及认识对归国后的高杉晋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该年8月，晋作一回到长崎，就自作主张匆忙代表本藩与荷兰商人草签了购买军舰的协定，但却遭到了藩里的拒绝，9月，他在京都向正为斡旋公武合体而进京的藩主叙述了中国的形势，然后就前往江户，在勤学院中就任御用挂（负责官员）。不久高杉晋作参加了席卷全国的攘夷运动，目的是迫使本藩不再斡旋于公武合体之间，把力量放到防长两藩国的富国强兵上来，即实现割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