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旨在以《日本国宪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其各自中、日译本为研究对象，从日汉同形词的角度出发，探求日中两国法律用语的异同之处。为了更清楚地展示前人研究的面貌，本文首先对日汉同形词研究情况进行了概述，随后再以同形词为线索和主题对日中政治性文献的译本研究以及日中法律用语研究进行了大致的总结与说明。 

汉字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从古至今，汉字不仅承载着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更作为我们优秀文化成果的一部分流传至亚洲的其他地区，甚至还在东亚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汉字文化圈。中日两国有着漫长的交流历史，受种种因素的影响，汉字也在日语中扎根生叶，成为了日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虽然汉语和日语分属不同的语系，却包含着许许多多的同形词。 

对于日汉同形词的研究，最早可追溯至上个世纪40年代。著名日语学者山田孝雄的《国语史文字篇》被一些学者认为是研究日语中汉字词的开山之作。我国学者高名凯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在其著作《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中针对中文中那些借用日语的词汇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而后，随着改革开发政策的不断推进，学习日语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对于日汉同形词的研究也日益繁荣。目前对日汉同形词的研究主要从以下3个方面出发： 

（1）对日汉同形词的词义进行研究 

对于日汉同形词的词义的研究，不同的学者所侧重的范围和所采取的研究方法各有不同。总体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种。 

一部分学者在其著述中对某一范围内的多个同形词进行研究、分析和归纳。这不仅能够一次性对相当数量的同形词进行说明和解释，还可以发现日汉同形词的一些普适性特征和规律。如万玲华（2004）采用统计法和对比分析法，在其著作《中日同字词比较研究》中，对同形词的用字进行了统计，又对《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中的3971个同形词进行了逐一的分析。从而对日汉同形词的词义异同情况进行了清晰地展示，从中发现并说明了日汉同形词的用字规律。佐藤芳之（2010）在其著作《日汉同形异义词研究》中，则是采用共时与历时视角结合的方法，对《古代汉语》《汉语水平词汇和汉语等级大纲（修订本）》及《新明解国语词典》中的448个同形异义词进行了归纳。在分析它们语义的同时，注重语言接触机制的作用，着重探求并展现了同形异义词在词义演变上的规律。 

还有一部分学者侧重于对某一特定的同形词进行分析，对其词义和用法进行详尽的辨析，以期为日语学习者提供帮助。如中畠孝幸，王超文（2019）采用统计和分析的方法在『二字漢字の日中同形語について：「刺激」を例に』中，以甲南大学46篇中国学生习作中对「刺激」的应用进行了分析，对「刺激」一词在日、汉语中的意义和语法分点进行了归纳，对其误用的情况进行了展示。再如应学科，王忻（2019）在《基于框架语义学日汉同形词对比研究——以日语「控」「控える」和汉语“控”为例》中，则是运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语义学概念槽理论，立足于词典释义并借助语料库，对「控」「控える」“控”的含义进行了分层分析，得出了其含义的异同受“填充项”的影响的结论。并建议依据“填充项”检查语法是否有不合理的情况。 

（2）对日汉同形词的词性和语源进行研究 

对于日汉同形词词性、语源的研究，主要力图于深挖同形词的语义来源以及语法功能。对于日汉同形词词性的研究，主要采取统计归纳法。如许雪华（2016）在『日中同形語の品詞性に関する実証的研究』中，对《现代汉语词典》和《新明解国语词典》中的3137个词义基本相同、词性存在差异的日汉同形词进行了分析，对词性产生差异的根本原因进行了探求。 

对于日汉同形词语源的分析主要采用文献调查法。如杨驰（2018）在『日中同形二字漢語動詞の語源調査』中利用《词源》等资料对日汉同形词中的二字动词的来源进行了归纳。 

（3）从日汉同形词的教育进行研究 

对日汉同形词的教育进行的研究，旨在通过对日汉同形词的分析提出切实有效的教育实践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如王承云（1998）在『同形異義語における中国語と日本語の対照研究―中国語教育の視点から』中，从对外汉语教育的角度，对面向日本学习者的中文教材中的常见同形词进行了分析和归纳，以明确教学环节中需要注意教学内容的完整性。火兴彩（2014）在《日汉同形动词对比研究及对日汉语教学》中，基于《汉语词汇大纲》和《广辞苑》，运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对日汉同形动词进行了说明。此外，还对日本学习者所产生偏误的类型进行了总结，提出了四条教学建议。汪丽影（2011）在其著作《日语汉字词及中国学习者习得研究》中，则对日本语能力测试大纲中所列的日汉同形词进行了定量分析，提出在日语教学中多利用母语的正迁移，并尽量减少母语的负迁移的影响，同时多加强词汇教学的针对性，以提高教学效率的建议。并运用了个案对其所倡导的教学法进行了验证。 

通过上述可知，对于日汉同形词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对词义、词性、语源和教学法这几方面。在这之中，对于日汉法律同形词的涉猎凤毛麟角，仅有小部分学者进行研究和说明。如坂根庆子（2007）在『中国語の法学用語』中对中国法学汉字词是如何输出至日本，再被反输入进中国的历史进行了介绍；聂中华（2010）在《论日语法律名词的研究》中对日汉法律同形词的系统研究和史料研究进行了简单论述；郝轶君（2016）在《高校法律日语教学中若干词汇辨析》中，对几对形相同、法律意义完全不同的日汉法律同形词进行了辨析；陶芸（2013）则在《中日法律同形词词源考——以“裁判”为例》中，借助中日历朝历代典型词典和典型文学作品对法律同形词“裁判”的语源进行了讨论。 

显然，在法律语言学这个交叉学科中，对法律同形词的研究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化。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学界对于法律文本及与之类型相近的政治文献中汉字同形词的研究是忽略的。正是因为日汉同形词的应用，在对日中文献翻译的研究中，常常涉及对日汉同形词的讨论。其研究主要可以分为2个部分。 

（1）在译本研究中，小范围对同形词的翻译和使用进行讨论 

译者在翻译法律文本和一些其他的政治性文件时常常遇到很多问题，其中同形词的翻译问题便是其中一个。部分学者会对某一个译本翻译问题展开陈述时专门对同形词的翻译进行说明。当然，由于他们往往采用不同的理论和视角开展翻译或译本研究工作，导致了他们的观点也不尽相同。如米原千秋（2017）也在其著作《功能主义翻译目的论视域下的<毛泽东选集>译本研究》中运用了功能翻译理论对《毛泽东文选》的原文及在日、中出版的两个不同的日译本进行了对比。其中针对同义词的翻译她归纳了4种情况。从侧面揭示了中日使用同形词的不同习惯。李钰婧（2017）在《跨文化交际视阀下的习近平著作日译研究》中，以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为指导，以跨文化交际的视角对《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日译版）》进行了调查。在文章中，她将其中同形词的翻译和表达制作成了调查问卷，并对调查结果做了SPSS分析，来探究同形词翻译的译者可接受性。从而给出同形词这一交际外显因素在跨文化交际翻译中应如何处理的意见和建议。陈珠（2013）在《法律翻译的主要难点及对策》中，对日本《农业协同组合法》进行了翻译，阐述了其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在日汉同形词的翻译部分，她强调了日中法律术语在其专业领域还存在意思差别，应注意区分。 

（2）在译本研究中，专门对同形词的翻译和使用进行讨论 

由于在政治性文献的及法律文本的翻译中，同形词翻译往往具有一定的难度。因此有一部分学者专门对其中的汉字同形词的翻译进行了研究，以期为广大译者提供参考。如廖海涛（2014）在『漢字同形語からみた日中法律用語の翻訳上の諸問題』中，不仅对某些汉字词在日中法律文本中所蕴含含义的异同进行了阐明，还对中国法律用语“死缓”的日语翻译进行了充分的辨析与论述。侯仁峰，鞠娟（2011）在『現代政治文献における中日同形語の使用実態と対訳の一考察』中对包含中日两国宪法的4部政治文献中的日汉同形词进行了统计，并对日汉同形词对译的情况归纳成了7种进行了说明。徐俪铃（2019）在『異文化コミュニケーションに基づく「政府活動報告」の和訳研究―中日同形語を中心に』中，立足于跨文化交际，从文化空缺角度考察和分析了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及日译本中出现的易被误解的日汉同形词。在这些同形词的处理上，她发现了往往采用移植、同化等翻译方法进行处理。并对这些处理方法进行了总结和概括。此外，鞠娟（2012）在《现代中日同形词的应用实态与对译——以中日宪法为例》中对中日宪法中出现的同形词进行了统计和数据分析。指出了日汉同形词在互译过程中应该注意的四种情况，并给出了应对的方法。 

在上文对前人研究概述中，我们不难发现。目前对于日汉同形词的研究虽然比较深入和全面，但是对于法律用语这一范畴的同形词的研究却是稀少的。而对法律文本及政治性文本的翻译研究在某一个侧面可以给日汉法律同形词的研究提供参考，但这是远远不够的。翻译研究往往偏向于对翻译情况和翻译方法的探究，无法在语言学方面给出具体的说明。此外，对于以上这些研究，凡是涉及对法律文本或政治性文本中同形词的研究，或多或少都集中于对其含义和应用情况异同的说明，没有对其文本中同形词所反映的整个语言特征进行探究，这在未来还需要进一步的关注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