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富岳百景》是太宰治中期作品的代表作之一，于昭和14年发表在杂志《文体》上。《富岳百景》中的主人公“我”可以说是作者自身的影射。昭和13年秋，“我”抱着“重新振作的觉悟”来到了甲州御坂岭。在这段时间里，“我”遇见了形形色色的人，在邂逅各种姿态的富士山的同时，也与它进行了心灵上的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我”的心境也产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富岳百景》执笔于太宰治在处理师生关系、朋友关系、与女性及身边的人的关系方面，表现得最为稳定平和的时期，作为太宰治前期和中期的转折性作品，极具研究价值。这部作品一改前期颓废厌世的消极情绪，以一种健康明朗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的面前，一经出版就备受关注。虽然是在战争背景下诞生的作品，但太宰治却巧妙地避开了战时这一敏感话题，以一种散文式的笔调，记述了作者在御坂岭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感。对这部作品的解读有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太宰治在中后期文学中内心世界的变化轨迹。

日本国内对太宰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丧失为人的资格》、《斜阳》这几部作品上，对《富岳百景》的研究并不是很多。最初的研究是以私小说为中心展开，鸟居邦朗在《太宰治の文学》一文中认为：“<富岳百景>可以说是一部几乎在描写作者当时生活的作品，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称得上是太宰所有作品当中唯一一部从正面描写自身生活的作品，或者说是他最接近心境小说的一部作品。”围绕《富岳百景》中“我”的“再生”这一主题，若松伸哉在《再生の季節—太宰治<富嶽百景>と表現主体の再生》中叙述了《富岳百景》在当时关注较少的原因。在此之后，这部作品作为太宰治文学中期的代表作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关注，对这部小说的研究也逐渐盛行。主要从“单一表现”、女性形象以及富士山三个方面进行研究。贺谷宪三认为：“太宰治提出的‘单一表现’不禁体现在创作手法上的简洁与鲜明，更体现在自我主题的把握与主观上的净化”。就女性的研究，平岡敏夫认为：“《富岳百景》中女性贯穿全篇始终”、“这些女性的设定让这篇文章读起来更加浪漫与温馨”。就其中富士山的研究，日本学界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是作者心境的寄托，东乡克美认为：“《富岳百景》是‘我’的‘心象风景’”，“在对富士山不同角度的描写背后是作家太宰治的变身剧”；鸟居邦郎在《太宰治的自然观》中认为：“太宰治把‘我’的心境寄托在富士山上”。

中国学界对太宰治的研究明显晚于日本。目前国内有关《富岳百景》的研究论文只有四篇。沈日中通过对比分析《富岳百景》和《樱桃》两部作品展现太宰治中期文学的安定以及后期文学的颓废，认为“《富岳百景》是太宰治为了从可能失去作家生命的危机中摆脱出来，表明摸索出的具有太宰治风格的‘今后的文学’该有的面貌以及‘今后的文学’所取材的人物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物等世界观和人生观，是作家自我表明‘今后的文学’的面貌的作品”；施文君及潘晓丽这两篇硕士论文主要讲述了作品中反映出的作者的“再生”、“自我确立”以及“内心纠葛”，从反俗精神、自我确立、内心纠葛的不断重复中，可以看到太宰治与生俱来的矛盾心理；李世梅的这篇硕士论文主要是从“单一表现”的手法出发从而探讨与作家的心境变化，精神追求等方面的关系。

本篇论文主要是从《富岳百景》中出现的具有代表意义性的意象物以及各种形态的富士山入手，深入探讨隐藏在景色背后的主人公的内心情感，联系作者当时所处的生活状态，以小觑大、以简化繁、以点到面，以尽可能分析透彻主人公当时的心境变化。在此基础之上并探索《富岳百景》作为太宰治前期到中期的过渡作品对中期文学创作风格的影响，从而加深对太宰文学的深刻理解。

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太宰治作为日本无赖派的代表作家，以文学创作为武器来反抗社会秩序和既成道德，在日本文学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日文学界对于太宰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破灭的前期”与“错乱的后期”，而《富岳百景》作为太宰治中期健康明朗文学的代表作之一，通过对富士景观的描写，向读者呈现了一幅朴素自然的富士山景象，充分表达了作者的文学理想世界。可以说《富岳百景》在太宰文学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对于我们研究太宰治跌宕起伏的作家生涯及其传奇一生，也具有相当大的参考价值。本选题立足于作品中各个形态的富士山以及具有代表性的意象物，再加上一些简练的表达作者的真情实感的点睛词语，分析作家在这段时期的心境变化，从中挖掘其寄托在作品中的精神追求以及作家“今后的文学”的创作基调。由此进一步明确作品主题，深入了解作家作品中期的创作风格，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太宰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