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选题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受美国展示情报局的委托在1944年发表的关于日本的研究报告，同时也是一本文化人类学著作。由于二战期间，美国和日本正在交战，日本败局已定，因此美国亟须了解日本文化以制定战后对日政策。因为当时本氏不能去日本进行现场调查，所以她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调查访谈，二是文献法。从日本风俗和日常生活等细节着手，紧扣等级制和耻感文化等几个核心，运用文化对对比法，较为准确的把握住了日本的社会经济，道德伦理，文学艺术，教育科技等诸多领域之间的联系研究出了两个问题的结果。一是败局已定的日本是否会投降，美国是否要进攻日本本土，二是是否应该允许日本保留天皇制，对于战败的日本应该将其作为殖民地还是让日本人自治。美国政府作出的结果与本氏的分析相差无几。这正是因为本氏所作的《菊与刀》是受文化模式理论统摄的，呈现的是日本风俗的完整画卷。

《菊与刀》在1946年于日本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轰动，曾再版印刷多大80几次。《知性》杂志在1949年组织了鹤见和子，川岛武宜，幼方直吉，矶田进，饭塚浩二五位学者进行了座谈。1950年5月《名族学研究》发表了川岛武宜，南博，有贺喜左卫门，和辻哲郎，柳田国男五位学者的长篇评论。有些学者对于该书评价很高如川岛武宜为代表，以和辻哲郎，津田左右吉为代表的学者则有根本性的质疑。

川岛武宜在《评论和批评》中一再指出：此书著者从未到过日本，却通过大量的事实材料生动准确的勾画出日本人精神生活和日本文化的全貌。尽管她的分析欠缺历史层面的考察，把日本人当成同性质的人群，忽略了阶层以及直接上的差异，但是日本学者无法对美国写出过这样的书么？他认为：这本书“把日本人的丑陋面貌精神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迫使我们进行深刻的反省”。

和辻哲郎在写给文化人类学者石田英一郎的标题为《对科学价值的疑问》一信中写到：《菊与刀》根本不具备学术价值，这本书不仅在所用资料中有不少谬误或者误解，而且本氏没有区分军国主义的宣传和普通日本人的观念。同样的，津田左右吉在《〈菊与刀〉的国度——外国人的日本观》中首先对于著者的方法论表示肯定，但同样也认为本氏的缺点是毫无批判地使用资料，把各个时期的人本人混为一谈。从前线的日本军人好战得出全部的日本人好战的印象。

以上诸位日本学者对于《菊与刀》的评论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在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各学者都对此书作出了很高的评价。然而对于本氏的批判主要从两点出发。一是，本氏不懂日文也不了解日本史，在资料的使用上存在着许多谬误和误解。例如本氏把日本俚语和日常用语作为资料。二是，本氏把各个时期，各个阶级的日本人混为一谈，把日本人均质化一体化。如将在军部专制时代的“精神力量战胜物质力量”这类口号看作日本人的特性，而无视在此之前的年代“唯物史观”几乎占主导地位。

20世纪50年代初期，刚刚经历战败的日本正在接受美国主导下的日本经济文化正直等方面的战后改革。因为有着这样一种外部压力，日本学者对待《菊与刀》的研究是在一种既有批评又有不得不接受的矛盾的心理下展开的。

从60年代至90年代初期，日本学者开始从《菊与刀》的资料来源与基础方法上对其进行彻底解构，将《菊与刀》中的负面价值判断层层剥离，赋予日本文化正面的价值，开始显示出不输于欧美的文化自信。如杉本良夫和罗斯・摩尔在研究战后日本人的系谱时，指出本氏将日本社会整体均质化，忽视了拥有“菊文化”和“刀文化”的分属于不同的两个独立阶层。

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产生的“日本式”文化过度自信引起了亚洲和欧美货架的抵制和排斥，日本人在面临文化认同危机的背景下，对于《菊与刀》的研究呈现了国际化多元化的分析转化。犬饲裕一，山田隆信，太田好信等学者站在《菊与刀》以外的角度看《菊与刀》，把《菊与刀》作为世界性问题给予关注。这种迂回的方式显示出日本学者在国际化多元化的名目下避谈日本文化的心理。

《菊与刀》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热总，一度作为中国文化重建工作的镜子和尺子得以巨大关注。近年来也成为了普通大众了解日本的必读书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教授崔世广在《基于〈菊与刀〉的新思考》中说道：《菊与刀》已经问世半个多世纪，但书中所提及的关于日本文化的基本理论和观点，对于理解当代日本文化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仍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教授徐晓军在《读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一文中肯定了该书从民族本性的角度研究战略对策这一方法。

同时，也有许多持有反对意见的人。清华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晓峰在《关注日本哪只能看菊与刀〉》中认为本氏的很多分析过于肤浅也过时了。周英杰在《〈菊与刀〉令我们汗颜》一文中批评到：半个世纪已经过去，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却还将《菊与刀》当作了解日本文化的窗口，我们或许应该开始反思。

本选题的研究意义   

日本虽然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日交流史上，日本一贯以文化崇拜者的身法学习中国的文化制度等，但是我们对于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却知之甚少。《菊与刀》曾作为世界学术史上研究日本文化的一个高峰，对于今天的我们研究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仍然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正如以为日本外交官的评论——鲁思·本尼迪克特写作《菊与刀》的时代已经过去，今天日本的情况和二战时期的日本已经判若云泥，因此完全根据《菊与刀》来研究日本今天的一切，绝然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如今处于全球化进展飞速的时代，我怕对于日本乃至全世界的文化了解也处于普哦切的形势之下。

吉田茂内阁，后来的佐藤荣祚内阁，到“五五”体制结束后所建立起来的第二届羽田内阁，他们在日本侵略问题上主张“战争美化论”。尽管侵略的事实已经在日本政府公认的正式文献《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献1940-1945》（外务省编纂，分为上下两卷本，1955年由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出版）中被正式承认，但日本政府仍然几乎都奉行双重标准甚至完全否定的态度，如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

为何日本政府不承认侵略事实，而是选择这种与全世界人民对抗的方式坚持“战争美化论”。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在研究和理解日本文化以及国民性的基础上才能够回答。只有充分理解邻邦的日本，我们才能更好的进行中日两国友好交流。

在《菊与刀》一书中我们读到的是过去的日本，历史的日本，现在的日本确实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般的变化，但是骨子里的国民性是不会改变的。我们要运用发展的眼光研究《菊与刀》，深刻理解其创作的时代背景，并将其运用到现代社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