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题的目的及意义

《中国游记》原题《支那游记》，是芥川龙之介在1921年3月至7月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委托，到中国游览时写下的见闻记录，主要内容分别是上海游记、江南游记、北京日记抄以及杂信一束。芥川龙之介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巨匠，其作品关注社会丑恶现象，但很少直接评论，而仅用冷峻的文笔和简洁有力的语言来陈述，便让读者深深感觉到其丑恶性，因此彰显其高度的艺术感染力，陈生宝老师在推荐这本书的时候曾提到：“芥川的这部《中国游记》自出版以来，与横光利一的长篇小说《上海》等著作一起，一直是日本人了解旧中国的必读书籍。特别是对于那些从事中日比较研究的人来说，几乎成了一本必读的经典。”

芥川龙之介的这本《中国游记》，遵循了其一贯的特色，将当时的中国真实的展现了出来。他行旅所至，遍及半个中国，从乡村到大都市，从上层文化人到乞丐苦力，从前朝旧臣的高级公馆到歌楼妓馆，从偏僻内地的石窟到摩登时髦“繁华胜过东京如同西洋”的大上海，都在芥川的笔下呈现，芥川为我们描绘了一幅近代中国的“全息像”（芥川龙之介《支那游记》略论，http://blog.sina.com.cn/s/

blog_4a455d83010009j1.html）。但必须看到，这主要是一幅旧的“支那像”而不是“新的”中国像。尽管芥川也在游记中客观（从他的视角）书写了中国的新人、新事物，但仍无法盖过作品中“旧支那”的浓重气息。“旧”是主要的、主体的存在，芥川对“旧支那”的意趣是主导性的。“人力车夫”和“城市街景”，是《支那游记》之“中国叙事”的典型场景，其中对“污浊”“混沌”“无秩序”等负面元素的描述颇为醒目。潘世圣（2012）《夏目漱石、芥川龙之介“中国叙事”再考》一文中提到，此种“中国像”并非特殊的个人记忆，而是东洋“他者”的某种共同记忆。在这类“中国叙事”结构的背后，作家对中国古老文明文化的憧憬想象与目睹现实的乖离、日中两国社会现状的巨大反差，加剧了作家对中国的负面感知；近代以来世界性的中国话语建构、特别是“东方主义”观念也参与其中，限制了作家理解亲近中国的内在欲望。“绅士”式的矜持和优越感令他们难以摆脱居高临下的姿态，完成对中国的深刻体悟；而近代帝国列强的殖民欲望、脱离文明驾驭的霸权强权方式，也深刻地嵌入在时代背景中，潜在地发挥着作用。也正是芥川笔下的旧支那引起了社会的巨大反响。其反应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批判芥川，认为芥川的中国游记是对中国的蔑视与轻侮，而另一种观点则表示出了对芥川的理解之情，认为这是芥川向中国的有志之士和沉醉于“中国趣味”的日本人传递中国社会沉重现实的的急切之情。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引起来笔者浓厚的兴趣。笔者在阅读过《中国游记》后认为这两种观点均有自己的理由，表面上芥川的字里行间确是散发出蔑视的感觉，但是只是看表面的话《中国游记》也不会成为那些从事中日比较研究的人而言必读的经典。因此，笔者认为阅读《中国游记》需要思考的是芥川描述这些社会现象后面所蕴涵的深层目的以及原因。

就目前而言，关于《中国游记》已经有了较为丰富的先行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中国游记》分析芥川龙之介以及从中扩展开出日本人的中国观。苏明在《“诗意”的幻灭：中国游记与近代日本人中国观之建立》中提到，明治末至大正时期,在日本形成了一股中国旅行热,并催生了大批中国游记。这些中国游记真实记录了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演变轨迹:“现实中国”与“想象中国”间的巨大落差,使踏上中国土地的作家们产生了强烈的幻灭感,他们在游记中以互文方式对中国丑陋、落后的一面进行了大量过剩描写,彻底颠覆了日本人依据汉诗文建构的诗意中国形象。游记中形塑的中国形象带着鲜明的个人色彩,而亲历性则遮蔽了作家所置身其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空间。游记的互文性写作配合其亲历性特征制造出一种权威话语,使得游记所描述的扭曲变形的“中国”成为新的异国形象的生发点,进入日本的社会集体想象,并进而影响了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建立。中国游记在影响日本人中国观建立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面反躬自省的他者之镜。

二是分析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情怀。李秀卿在《芥川龙之介的古典中国情结》中指出，芥川龙之介的中国题材作品，不管是小游记还是其他作品、尽管内容十分丰富，但都表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对古典中国的怀念和对现实中国的漠视，从而显示出他强烈而独特的古典中国情结。他一边行走在中国现代的土地上，一边却沉浸在对古典中国的深深的怀念之中。他对古典中国的怀念主要表现在了他的古典趣味和中国心境上。而对古典的怀念则必然导致了对中国现实的漠视。芥川对中国现实的漠视主要就表现在了对社会政治的不关心。应该说对中国古典文化的崇敬怀念和对现实中国的漠视乃至蔑视是这一时期日本文化人的共同特征，但是这种矛盾心态能在一个人身上体现得如此集中和深刻，则仅为芥川龙之介一人而已。因此，作为一位深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的作家，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注定充满了某种内在矛盾。他一方面声称“在目睹了这种国民的堕落之后，如果还对中国抱有喜爱之情的话，那要么是一个颓废的感官主义者，要么便是一个浅薄的中国趣味的崇尚者”，同时却又明显表示出自己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自然风物的深深喜爱，不仅对一些中国典籍引用自如，对风土人情的评介与审美亦堪称得趣，尤其在自然风物与人文景观的人为破坏方面，表现出自己极其敏锐的远见卓识。

三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即理解的角度。高洁在《疾首蹙额的旅行者——对“中国游记”中芥川龙之介批评中国之辞的另一种解读》 中提到，之所以《中国游记》在中国国内常常受到指责和批判，其主要是因为芥川在中国旅游期间发现自己在书籍中获取的中国意向与近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收到了极大震动。于是芥川以一种失望的心情发表了一些对近代中国的批判之词。而这些批判之词一方面的确是基于事实，另一方面，却也与他的先入之见不无关系。因此《中国游记》中批评中国的言论并不仅仅是出自芥川龙之介的幻灭之情，而是来源于芥川向中国的有识之士和沉醉于“中国趣味”的日本人传递中国社会沉重现实的急切之情，正因为如此，芥川才向中国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李人杰，像长年住在中国的旧友西村贞吉表达自己对于近代中国的不满之处。芥川龙之介期待的是中国的改变，并不是单纯的幻灭与失望。

无论是批判或者是理解，无非都是对《中国游记》的一种理解，那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的出现呢？正如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般，尽管每个人从《中国游记》中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但是，无论哪种观点都是基于对文章的通读，充分理解文章中所处的时代，并了解那个时代两个国家的国情以及芥川龙之介受古典中国文化影响这几个方面才得出的。笔者将通过对比的方法从芥川龙之介本身以及社会背景两个角度对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进行比较研究，为他人研究这一方面提供一些参考。